“如果我不写这份委托书，就是病没好透，我是不可能把她接回来的。 ”2010年，江苏南通，74岁的唐美兰对着镜头，一边哭一边说。 她口中的“她”，是自己的亲生女儿朱金红。 当时，朱金红已经被关在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整整191天，每天被逼着吃精神类药物，甚至被威胁电击。 而这一切的起因，是朱金红想卖掉自己名下三套总价600万的房产，母亲唐美兰不同意。
一个“有出息”的女儿
1968年，朱金红出生在南通三余镇的一个农民家庭。 她是家里第三个女儿，母亲唐美兰在产房看了一眼，就叹了一句：“又是女儿，真没出息。 ”这个出生就不被期待的女孩，后来的人生却像开了挂。 1991年，她考上南京大学经贸日语系，毕业后进了外贸公司，成了月薪过千的日语翻译。 1995年，朱金红结婚生子，后又离婚。 2000年，她决定去日本闯一闯。
在日本，她嫁给了当地人，拿到了永久居留权，日子过得不错。 手里有了积蓄，她开始投资国内房产。 北京、上海、南通，她一口气全款买了三套，总价差不多600万。 她人不在国内，就把钥匙、房产证全交给了母亲唐美兰，租金也由母亲自由支配。 她还出钱给父母在老家盖了一栋二层小楼。 邻居们都说，唐美兰养了个好女儿，晚年有福了。
金融危机来了，什么都变了
2007年，金融危机席卷全球。 朱金红在日本的公司裁员，她失业了。 紧接着，婚姻也走到尽头，她净身出户。 走投无路之下，她想到了国内那三套房子。 那是她唯一的退路。 她打电话给母亲，说想卖一套房周转一下。 电话那头，唐美兰翻脸了。
七八年了，租金一直是唐美兰在收、在花。 她早把这每月一万多的租金当成了自己的养老钱，把这房子当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。 女儿要卖房，等于要她的命。
一个计划，一张假证明
从2007年开始，一个消息在朱金红的亲友圈里传开了：“朱金红在日本受了刺激，精神出问题了！ ”散布这个消息的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她的母亲唐美兰。 为了把这事做成真的，唐美兰找到在派出所当民警的大女婿，逼他开了一张盖着派出所公章的“朱金红有精神病”的证明。 大女婿后来因为这事被开除公职，跟唐美兰断了往来。 但唐美兰不在乎。
2008年12月，朱金红借住在同学家。 唐美兰带着人堵在门口，七天七夜不让她出来，吃喝全靠同学从窗户吊下去。 后来警察来了，朱金红才在同学的帮助下脱身，跑去了黑龙江的伯父家躲了八个月。 2009年7月，她回北京想处理房产，又被母亲带人堵住，再次靠警方帮助才逃脱。
2010年3月8日，她没能再逃掉
那天，朱金红从日本回到南通，主动给母亲打了个电话，想缓和关系。 唐美兰在电话里只问了句“你住哪儿”，就挂了电话。 第二天，朱金红刚走到约定地点，两个大男人冲上来就按住她，把她塞进了一辆面包车。 她喊：“妈，你干什么！ ”唐美兰的声音从车外传来：“你有病，带你去治。 ”
车子直接开进了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。 办入院手续的，是唐美兰的代理律师。 朱金红连医生的面都没见着，就被确诊为“精神分裂症”，收进了病房。 原因是——家属说患者有病。
入院第二天，母亲就起诉了她
2010年3月9日，朱金红被关进医院的第二天，唐美兰就委托律师向崇川区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认定朱金红“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”。 一旦法院判了，朱金红名下那三套房产，就名正言顺归她母亲管了。
在医院里，朱金红被强制吃药。 奥氮平，从1粒加到3粒。 她拒绝，护士就拿着绳子要绑她，说要用电针。 邻床的病人悄悄告诉她：不配合就电击，你自己看着办。 她不敢再反抗了。 每天吃了药，浑身酥软无力，连站都站不稳。
一封求救信，撕开了真相
朱金红没有放弃。 她趁着医护人员不注意，偷偷写求救信，又写了一封遗书。 遗书上说，她怕自己万一死在里面，财产按法定继承留给了陷害她的人，她希望把三套房子捐给慈善机构。 这些信，辗转送到了她同学张丹的手里，又送到了央视《经济与法》栏目组。
2010年9月，节目播出了。 全国哗然。 法院委托了苏州一家司法鉴定所对朱金红做鉴定，结果是：朱金红思路清晰，精神正常；既往有无精神病，因无客观旁证材料无法证实。 唐美兰那边，看到鉴定结果不利，直接中途退庭，案子按撤诉处理。
谁送来的，谁接走
鉴定结果出来了，医院也承认朱金红“具备了出院条件”。 但问题卡在了一个“行业规矩”上：谁送来的，谁接走。 唐美兰不签字，医院就不放人。 而唐美兰的条件很明确：不写财产委托书，别想出院。
僵持了几个月，舆论压力越来越大。 2010年9月14日，唐美兰终于签字，把朱金红接出了医院。 但，这不是结束。 朱金红被接回家后，马上被软禁起来。 手机没收，身份证、护照、存折全被藏起来。 唐美兰还把家里的电话线拔了，24小时盯着她，逼她继续吃药。
逃回日本，起诉母亲
朱金红趁母亲出门，偷用舅舅家的电话向同学求救。 在同学、网友和当地警方的帮助下，她终于逃了出来。 2011年，朱金红委托律师，以侵犯人身自由权、健康权为由，将母亲唐美兰和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告上法庭，索赔8万多元。 这是《精神卫生法（草案）》征求意见稿公布后，江苏第一案。
法院最终认定，朱金红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唐美兰和医院侵犯了朱金红的权利。 第四人民医院被判赔偿8万元。 唐美兰不甘心。 2014年，她又以“朱金红病情复发”为由提起诉讼，要求法院宣告朱金红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。 法院终审，驳回。
钱没了，人也走了
唐美兰折腾了几年，最后什么都没捞到。 房租没了，房产归女儿，女儿回了日本，大女儿一家跟她断了关系，亲戚们也没人再理她。 2015年，一场交通事故，结束了她的生命。
场内配资平台朱金红后来怎么样了？ 她补办了所有证件，回到了日本。 三套房子，她委托中介出租，租金直接汇到自己国内的账户，没再让任何亲戚经手。 2010年10月，她在北京接受《法制日报》采访时说：“经历了这些，我才知道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被强制收治的对象，不管是正常人还是不正常的人。 ”
剩下的问题
2012年10月，中国《精神卫生法》正式实施。 这部法律为“被精神病”设下了防火墙：强制收治必须经专业机构鉴定，且须本人或监护人共同签字。 法律是补上了，可人心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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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收了七八年女儿房租、还住着女儿盖的小楼的母亲，怎么就舍得把亲生女儿送进精神病院？ 一句“为她好”就能解释所有吗？ 如果当时没有那封求救信，没有那场舆论风暴，朱金红现在会在哪里？ 她会不会还在那个病房里，每天都在吃药唐山股票配资，每天都觉得自己快要疯了——因为她明明没病，却没人信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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